新生代的可能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0.8.3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8月2日《八佰》刚刚确定档期时，文牧野就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分享了电影海报。除了关注和支持业内同行的新片，文牧野现在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自2018年年底就开始打磨的剧本上，现在已经大致成型，和成名作《我不是药神》 一样，新的剧本也是现实主义题材。
随着管虎这样的“第六代”中生代导演担起投资超过5亿的大制作影片，一批像文牧野这样的新生代导演正凭借中小成本电影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
在猫眼“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20名作品中，14部是国产电影，有一半是年轻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其中饺子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50亿票房排名第2，郭帆的《流浪地球》以46.8亿票房排名第3，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以31亿票房排名第9。这三部电影是对整个产业都具有深远意义的现象级佳作，更难得的是，饺子和文牧野都是以处女作长片打进了票房前十。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分众趋势非常明显，他们都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且在每一个类型上都慢慢趋向于更加自觉的成熟。伴随着这批风格各异的作品，国产电影迎来了类型片的爆发。”
今年2月，贾樟柯在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说：“我们‘第六代’共同的记忆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动影响到每一个人，电影呈现出美学上某种一致性。我希望我们能到达一个个人化的时代，我希望社会不再用刻骨铭心的公共变动影响到个人。我个人希望没有‘第七代’，因为这喻示我们进入自由的、个人化的时代。”
类型片爆发
评论界把宁浩的出现当作“第六代”导演与新生代的分水岭。2006年，29岁的宁浩凭借《疯狂的石头》成为影坛黑马，拿下2300万元票房。四年之后，他又凭借延续前者风格的电影《疯狂的赛车》，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第四位进入亿元票房俱乐部的电影导演。
宁浩将“第六代”导演视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在自己之后，他认为已经不能以“第几代”来区分，而是在很多流派之后，走向个体化。
“从宁浩《疯狂的石头》开始，这些新导演的拍法就跟第六代拉开了距离。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会照顾到普通观众的观影感受，所以影片特别能让老百姓接受。”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宁浩《疯狂的石头》的拍摄资金来源于刘德华2005年启动的“亚洲新星导”计划。在那之后，从政府、各大影视公司到电影节、个人，推出的各类新导演扶持政策、计划层出不穷。2007年，广电总局发起“青年导演资助计划”，2011年光线影业宣布启动新导演计划，2017年万达宣布了“菁英+计划”。阿里影业、腾讯集团那些拥有互联网基因、平台优势的新兴影视公司，更是争先恐后在新导演领域进行布局，用“A计划” “NEXT IDEA创新大赛” “比翼新电影计划”“春藤电影工坊”等方式挖掘创作潜力股。
宁浩自己也在2016年加入了扶持新导演的行列，他签下了数位年轻导演，称之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拍摄中成本故事片，选择导演的标准是：本土、当代、创新、有独立思考角度，其中就有后来一战成名的文牧野。
从大学到考入北电念研究生，文牧野在学生时代一共拍摄了9个短片。宁浩就是被《Battle》和《安魂曲》这两部现实主义短片中敏感的触觉和超强刻画能力所吸引，两人开始了合作。文牧野花了两年时间反复改写、打磨《我不是药神》的剧本，2017年影片开拍时，宁浩担任监制。
此时，经过近十年各类新导演扶持计划的哺育，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作品和导演集中涌现了出来。
2014年，以演员身份被观众熟知的陈思诚跨界到导演身份。2015年他导演的《唐人街探案》在当年的新年档斩获8.24亿票房。2018年的《唐人街探案2》超33.8亿票房，被称为“开创中国喜剧推理电影新时代”的影片。
2014年，导演路阳拍摄的古装武打悬疑片《绣春刀》上映后，尽管票房仅有9300万，却凭借其精彩的剧情和写实的风格赢得了良好的口碑。2017年，《绣春刀Ⅱ：修罗战场》获得了2.66亿票房。与《唐人街探案》一样，《绣春刀》也已成为具有品质保障的系列IP。
紧接着，《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毕赣、《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一个接一个的新生代导演闯入观众视野。这些新生代导演身上不再有“第x代”的标签和重担，也没有一致的美学主张。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年轻导演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各不相同。”
讲个好故事
在电影策展人、影评人沙丹看来，这些新导演拿出的作品尽管不同，他们身上却有相似的地方：在他们的电影中都能看到非常扎实且明显的类型叙事能力，他们都能给观众讲个很好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轻导演获得的高票房也印证了这一点。
普通观众并不清楚，曾经，讲故事在北京电影学院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回忆，在8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上学时，电影学院整体教学理念是强调影像本体性，淡化叙事。“那时候我们觉得，电影是艺术品，要淡化叙事，怎么能讲故事呢？要讲故事那就不是好电影。张艺谋在拍摄完《红高粱》后惴惴不安地回到电影学院，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净讲故事了。’”
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也曾经反思过，早年有一段时间，电影学院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习大师，导致一些学生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生活。
当然，当年的教学模式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陈山说，“在‘文革’结束后的整个80年代，无论是电影学院的教师、学生，还是理论界，大家的目标都非常一致，就是怎样把中国的艺术搞上去，让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产生一点影响。因此，第五代导演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技术，都围绕着这个中心，80年代是一个主流艺术主张非常鲜明的时代。”
彼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与当下电影制作以市场导向为主不同，电影作品更主要的是艺术的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代导演更加擅长在中国化的宏大叙事中探讨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在充满思辨性的电影主题中传达得更多的是集体的意志，象征性、寓意性强烈。第五代导演也确实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红高粱》《黄土地》《霸王别姬》等艺术电影先后在国际上斩获大奖。
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代正是第六代导演的成长期，他们不自觉地受到第五代导演的影响。“他们想顺着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之路继续向前走，更加注重个人化的表达，他们想要拍摄法国新浪潮之后的那种电影。”陈山说。
但当他们完成学业开始步入电影业时，计划经济时代却已结束，传统的制片厂制作体系开始瓦解，艺术片难以获得投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这使得第六代导演不得不以极为有限的费用，用近似于“纪实性”的手法，走上“地下”电影之路。通过参加国外一些著名电影节，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再逐步寻找他们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位置。
电影策展人、影评人沙丹认为，这使得第六代导演与普通电影观众拉开了距离，他们的作品“见了自己，见了天地，却见不到众生。普通观众连他们的片子都看不到。”
“第五代+”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滕文骥等一些内地导演曾经尝试探索类型片的技术和叙事方式，学习对象是香港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导演曾经详细分析过香港电影，几分钟时出现爆炸，几分钟时出现追车。可惜的是，当时的香港电影本身都还是一个西方电影的学习者，而当时的内地电影市场正陷入低迷，“电影院连对号入座都不讲究，可以想象一场电影才几个人看。”这些导演没有得到进一步探索的机会。
90年代中期后，VCD、DVD的普及进一步打击了内地电影票房，却使生长于那个时代的少年有了丰富且便捷地接触当时业已成熟的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机会。1985年出生的文牧野记得，自己从初中开始喜欢上买碟片看电影，每周都会看五六部，自己主动买的第一部电影是《黑客帝国》，翻来覆去看过好几遍。除了大量观影，文牧野还喜欢听各种音乐，看漫画，《海贼王》《火影忍者》……家里一面墙都是自己看过的漫画书。
小时候的这些爱好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但文牧野承认，自己这一代人从小接触到的信息量就很大，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现在回头去看，“一格一格漫画，不就是电影分镜头嘛”。
1995年，只有15岁的郭帆也正是被《终结者2：审判日》的故事所震撼，在他心中埋下了科幻的种子，才有了20多年后的《流浪地球》。
2011年，文牧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师从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那时，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理念与80、90代相比已经开放、多元得多。
在陈山印象中，路阳、文牧野这批学生的思路非常开阔。当年第五代导演在学校时更重视摄影、美工这些电影本体方面的课程，但现在的学生“什么课都爱上，除了从欧洲的艺术电影汲取营养，他们对好莱坞电影，日本、韩国、香港电影也都很有兴趣”。
当这些导演走出校门，他们身上既没有沉重的文化批判包袱，也没有强烈的个人化生存体验诉说需求，运用自己的技术适应分众化的电影产业规则，拥抱市场，对他们来讲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照顾观众的观影心态也并非刻意为之。
当然，《我不是药神》以6000多万的投资，最终拿下31亿票房是文牧野没有想到的。“用一种我最喜欢的方式，去传达题材和人物身上最大的能量，能打动我自己，如果可能的话，作为职业导演别给投资人赔钱。这就是我对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的预设。”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影片中，90%的镜头以手持、肩扛摄影完成，用中近景、浅景贴近演员拍摄。手持摄影的晃动镜头常被当作艺术电影的主流摄影方式，是非常风格化的传达，比如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娄烨的风格就是如此。但与前辈导演不同的是，文牧野采用手持肩扛摄影不是为了刻意体现什么风格，而是为故事服务，帮助观众更快抓到演员身上体现出的能量。
也是因为这样的“技术服务故事”的初衷，尽管全片呈现出“晃”的状态，但观众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点，并未产生不适感，这与剧情的快速推进有关。120分钟的电影通常有120场戏，《我不是药神》超过170场戏。为了让观众适应先喜后悲的转折，文牧野安排了55分钟的时间将观众情绪引导到合理位置。电影的节奏和情绪都被文牧野把控得非常准确。
文牧野坦言，并没有去揣测观众的感受，而是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是否合适，将影片调到一个“我既感觉舒服也能表达自我的一个状态”，自己先当自己的观众，“就像厨师做菜，上菜前总要自己先尝尝吧”。
文牧野的喜好范围很广，他喜欢西德尼·波拉克的《走出非洲》、侯孝贤的《东东的假期》，也喜欢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请回答1988》，放松的时候也看综艺。在他看来，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无所谓，只要能触动自己的就是好片子，无论是讲故事还是表达艺术能量，从来都不是矛盾的。
陈山欣喜地把这些年轻导演形容为“第五代+”，因为他们的作品无论镜头语言还是艺术水准都不低，他们像前辈一样在追求艺术，表达自我，同时又懂得用技术说话，让作品更加大众化。陈山说，“无论《我不是药神》还是《流浪地球》都很有内涵，而且让普通观众都接受了他们要传达的内涵。雅俗共赏是最了不得的，教授能看到教授要看的东西，卖红薯的老太太看到老太太要看东西，每个人得到的东西不一样，这就从根本上解放了自我。”
在各自的领域里找到观众
新一代导演崭露头角之时，中国电影票房也在呈几何级增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城市影院总票房仅8.6亿左右，2010年达到101.72亿，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总票房收入高达642.66亿。
根据“猫眼”的统计，2019年观影人群的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25岁至34岁的观影人数占全年总观影人数的一半以上。文化消费已经成了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量观影使得观众逐渐成熟理性，越来越注重作品的创造力而不是外包装。例如，集合了明星、IP，将营销运作到极致的电影《爵迹》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票房，日本动漫《你的名字》、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等商业味道并不浓的电影却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2017年在上影节期间，戴锦华就表示，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老到起来，量也足够大，分众的局面已经形成。
市场的需求不但催生了各类扶持计划，也使各电影节、电影展都在不断完善新导演的成长体系。例如以发掘新导演眼光精准著称的FIRST西宁青年电影展，从2012年开始启动了青年电影人训练营，影展下的创投会帮助电影人直接与电影产业对接。忻钰坤的处女作《心迷宫》、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都是从FIRST青年影展走出来的，文牧野在学生时代也曾有两部短片《石头》《BATTLE》在FIRST青年影展上获奖。
毕赣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利用跨年这一时间点凭借出色宣发在上映16个小时之时就突破了2.4亿票房，创造了文艺电影的票房神话。左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尽管毕赣的作品是非常个性化的艺术片，但他从人设到产品的宣发、海外发行，一系列动作都是非常遵循行业规则的。
2018年，在为《地球最后的夜晚》做宣传时，毕赣还上了网络综艺《吐槽大会》，欣然接受大家对于“看他的电影能睡着，甚至掉海里都没醒”的激烈吐槽。
电影策展人、影评人沙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艺术片早已不是第六代导演地下电影时代的处境。这些年，参加影展的各类影片即便是低成本的所谓独立电影，70%以上也是带制片人的，带制片人意味着这些电影会进入市场，通过商业方式实现电影的利益最大化。
文牧野感慨，自己这代人“只要肯努力，好好地去写剧本，去拍电影，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就有机会出来。无论拍纪录片、短片，还是拍实验电影，或者以比较大众的表达方式讲故事，其实都是导演表达爱，表达价值观的方式，大家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找到观众。”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也给类型片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郭帆曾说，科幻电影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观众是不是相信中国能够产生拯救世界的英雄，这跟国家的国力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2014年，郭帆和肖央、宁浩、陈思诚、路阳等青年导演受广电总局邀请公派至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学习。交流期间，他们看到了中国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巨大差距。郭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差距不仅在工具上，还包括管理方式和观念，“是全方面的差距，我们大概要用十年的时间去追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
现在，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这些年轻导演的自觉参与下步入工业化轨道，并且开始哺育尚缺乏经验的更年轻的电影人。2017年，毕赣拍摄《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摄影师、美术团队、音效都经历了多次换人，最终是依靠完善的电影工业分工体系完成了一场共同创作。
左衡认为，好莱坞电影以极细化甚至全球化的分工共同打造一部影片，中国电影也要走这样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兴起，观众已经换代，整个社会都在巨变，电影人的迭代是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文牧野、郭帆们的出现是整个电影界对中国文化生态变化的反应。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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